元祐八年（1093），苏轼任定州知州，在组建自己的幕僚时，苏轼特意带上了李之仪，请奏李之仪为定州签判，掌管机要文书，作为自己的助手，从此李之仪被视作“苏门”之一不受待见，“尝从苏轼辟，不可以任京官”，屡屡遭贬如何炒股，一生跌宕坎坷，但落魄生活却并未打倒李之仪，反而让他成为北宋文坛中举足轻重的人物，更难得的是他与苏轼的友情经受住了种种考验，为世人津津乐道。
一、名门才子，前途无量
北宋尚文，才子佳人频出，李之仪出身于一个书香门第之家，其祖父、父亲均有官身，父李颀甚至官至太常少卿，而李之仪早年得拜范仲淹之子范纯仁门下，在家世和名师的双重加持下，李之仪在及冠之年便高中进士，若不出意外，李之仪将会在平坦的仕途上越走越远，最后居于高位青史留名。
在未卷入元祐党争前，李之仪的履历颇为丰富，他当过县令，体察民意疾苦，也曾投身军旅，跟随鄜延军边将折可适征讨西夏，李之仪尤其留念这段军旅生活，在折可适去世后，李之仪为老上司悼念：“四十余年，每一日不在兵间，每战必克，屡立奇功，恩威并行，诸将无复居其右”。
展开剩余76%元丰六年（1083），时高丽王王徽卒，左谏大夫杨景略受北宋朝廷派遣前去吊唁，李之仪受到杨景略举荐为书状官，此行顺利，回京后李之仪任翰林学士。恰逢其时，范纯仁拜尚书右仆射兼中书侍郎，在老师的提拔下，李之仪被任命为枢密院编修官，后又为原州通判。
范纯仁本人便是一位平易宽厚的名士，能得到其器重，李之仪自然有着他的过人之处，李之仪琴棋书画皆其所能，除了善写诗，还以擅长尺牍闻名，受到苏轼称赞，在与苏轼交好后更是深深受到影响，“神锋俊逸，往往具有苏轼之体”，不过这份交好也为李之仪命途多舛的一生埋下伏笔。
二、元祐党争，划入苏门
从王安石变法到元祐更化，许多有志之士想要挽救北宋并付诸实践，然而却因为党争将北宋推向末路，作为那一个时期的官员，李之仪无可避免陷入其中，而这一陷就是一生。熙宁四年（1071），苏轼因反对王安石变法受到排挤，被一贬再贬，李之仪此时已与苏轼交好，与苏轼的豁达不同，还是热血方刚的李之仪选择设法搭救，甚至写书信鼓励苏轼，苏轼大为感动，作《答李端叔书》。
元丰八年（1085），支持新法的宋神宗病逝，宋哲宗即位时年幼，由太皇太后高氏垂帘听政，可高太后在神宗时就强烈反对新法，以王安石为首的新法派失去支持而倒台，以司马光、范纯仁为首的守旧派上台，在恩师的庇护下，李之仪得以继续与苏轼交善，甚至如愿加入苏轼幕僚，可就此李之仪被彻底划入“苏门”。
虽然苏轼极力反对王安石变法，可并未意味着他就完全忠心守旧派，尤其是多年的流放生涯，让他得以看清北宋河山是如何处于水深火热之中，而高太后和司马光掌权后对新法派的完全打压被他视作意气之争，于是苏轼又继续批评守旧派，由此苏轼既不能容于新党，又不能见谅于旧党，李之仪也因此遭到排挤。
绍圣初年，新法派重新得势，“尝从苏轼辟，不可以任京官”，之后范纯仁去世，李之仪为恩师写遗表，却得罪了掌权的奸相蔡京，被其报复下狱，幸得贤妻胡淑修搭救，来年被释放出狱，贬为太平州管制，可就此期间，上天却让他家破人亡，“第一年丧子妇，第二年病悴，涉春徂夏，劣然脱死。第三年亡妻，子女相继见舍。第四年初，则癣疮被体，已而寒疾为苦。”
三、姑溪居士，幸得良人
李之仪一生跌宕坎坷，晚年尤其落魄，恩师、好友陆续凋零，结发妻子与儿女相继先他一步去世，此等心痛不是常人能承受得住的，可他未曾把自己的流放怪罪于恩师和好友，他自号“姑溪居士”，并命名其词集曰《姑溪词》，其中半数与苏轼有关。
幸运的是，在人生的最后，李之仪与歌伎杨姝结缘。杨姝曾在十三岁时为遭贬的黄庭坚弹奏一曲《履霜操》，此曲为唐代文学家韩愈遭贬时所创，寄托自身“忠而见弃”的悲怨，黄庭坚听后大为感动，赠《好事近》。当杨姝为李之仪再奏《履霜操》时，李之仪为她倾心，作《卜算子·我住长江头》，并成功打动了杨姝，两人结为连理，李之仪去世后杨姝还将他与妻胡淑修合葬。
历史并未记载李之仪在政治上的建树，但能与比自己大二十多岁的苏轼、黄庭坚等称为知己，李之仪的才华自然不会受到质疑，重情重义的他为苏轼、范纯仁奔走证言，尽管因此遭贬官被流放，甚至家破人亡，可上天还是垂怜他的如何炒股，在人生的最后得佳人相伴，也不枉来世间走一遭了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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